从头到尾都不自洽。
前期是“夺匾”的线，师兄弟二人看得出来从小一起长大，亲兄弟一般，苦练功夫，一心要为师父报仇；后期是由夺匾+灭门案引发出的后续。情节直观看上去，是有关联的，但是，影片几乎让二者完全割裂开了，几乎每个人物行动逻辑都前后矛盾。
先说我们二奎。二奎既然为了报仇，不惜差点杀了自己的师哥（也算是救命恩人之一），恨意到了这种程度，剧情却完全没有在二奎的成长、行事作风中表现出来任何端倪，就用小时候扎飞镖，和长大后一句“我也没闲着，我已经摸清了七个王子的下落”
不少社会科学研究的著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整本书在不同章节里面都会反复强调同一个命题，比方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机制不一定就适合所有政体，可能还存在其他机制，也可能还有其他机制存在；又比方说，惩罚行为不一定针对集体情感的违反，有可能是其他具体的地方性因素或者共同体内部派系力量斗争的产物。反复重复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句子很多时候只要你看上一遍，就能记住，更何况不断重复，加强记忆呢？
但电影《大武生》本身就很缺乏社会科学著作的这点精神，它泄漏给观众的信息太少了，交待的重要提示信息太少和太迷糊，以致于观众在很可能在观影后只能大致地勾画一份该电影的地图草图，而这幅地图，尽管具备大致的轮廓，但具体某条线路是否真的连接两个地方，是否真存在河流在某个城市的附近，观众可能就有点迷糊。
电影具体是泄漏什么信息泄漏得太少呢？主要有两个，第一：刘谦与大S的关系，刘谦演的卢局长尽管喜欢大S，但那种情感是男生单方发生的爱慕，还是彼此双方的互动，甚至是双方都有互相利用之意，这点要到电影结尾才能明白
作为一部“年轻人拍”的电影，我们一般理解为这部电影的视听语言风格应该是新锐的，具体到商业类型片，应该是好莱坞的“无缝叙事”风格。但是很可惜的是，《大武生》这部电影中除了洪金宝执掌的武打段落外，所有叙事部分的镜头语言，都沿袭了中国“文艺片儿”的风格，大量完全和剧情内在节奏相反的镜头内部调度，以及毫无必要的长镜头（韩庚和吴尊在街头商议报仇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长镜头一镜到底的），都让这部本应该让“年轻人看”的电影变得缓慢和拖沓。观众在观影时不断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电影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之间的不协调，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不断地出戏。而这一点对于一部民国背景的青春偶像片来说，则是致命的。
《大武生》是高晓松的第三部电影长片，它无疑证明了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将那位年轻人拒之门外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否则中国便可能多了一位三流导演，少了一位一流的音乐制作人——现在却二者兼得。
对高晓松而言，写歌是事业，音乐制作人是职业，电影导演则充其量只是一门业余的手艺，工作之余玩一回票也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02年的《那时花开》为远去的校园民谣时代添加了一个充满表现主义色彩的影像注脚，之后的《我心飞翔》则以非常不成功的意识流诠释了高晓松的玩票是多么的货真价实。《大武生》诞生在一个中国商业电影高歌猛进的美好时代，这就注定了它的面貌将与前两部片子不同：玩票般的自得其乐蜕变为技术粗糙的低劣，过多商业资源的整合则让导演有限的艺术能力原形毕露。
当观众掏钱买票时，没有人希望会看到又一部《霸王别姬》，或者另一部《刀马旦》，尽管正是那些电影激活了京剧这一题材，为《大武生》这样的商业片铺好了类型道路。观众可能为了纯粹的娱乐，或者因为对高晓松这一名字的感情和好奇而去看这样一部电影。《大武生》的问题在于
【大武生】戏是戏，却是现实中可体会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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